青海化隆旦斗寺岩窟壁画调查

[复制链接]
查看217 | 回复1 | 2019-5-23 07:51: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根据一位唐卡艺人提供的信息,笔者于2010年4月28~30日在青海省化隆县境内的旦斗寺附近调查发现几处古代佛教岩窟壁画遗存,随后又进行了两次详细考察[1],现将这批岩窟壁画资料予以公布,并做初步探讨。
一、地理位置与环境
旦斗岩窟位于青海省化隆县金源乡境内的旦斗寺峡谷。这里群山环绕,峡谷纵横,属于小积石山脉,南隔黄河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相望,北隔哇颜山与湟水谷地接壤,西与贵德县接壤,东与民和县毗邻,东距炳灵寺约70公里,西距西宁市180公里。地理坐标:东经102°31′,北纬35°56′,海拔2100米。从化隆县城巴燕镇有一条60公里的乡村公路通到金源乡科巴村,该村是离旦斗寺及石窟点最近的行政单位,离开该村再也没有人工道路可走。从科巴村到窟区有两条不同方向的路,一条是往南翻越两座大山约行2小时到旦斗寺,再折向东顺旦斗峡谷行约2小时到岩窟区,全程近4小时路程。另一条是往东南顺科沿沟行约4小时,再折向西南进旦斗寺峡行约半小时到岩窟区,相对而言第二条路线较为平坦。
岩窟主要分布在两个地点,一处在旦斗寺峡谷西端的旦斗寺,另一处在当地人称“拉色囊”(lha sa'i nang)[2]的峡谷下游,二者相距约4公里。旦斗寺目前只在龙王殿背靠崖壁的地方发现摩崖壁画一处,从龙王殿后墙夹道的岩壁残存壁画来看,在旦斗寺其它佛殿处原来可能还有部分岩窟壁画,只是在后世(明代)修建旦斗寺各佛殿时被损毁。“拉色囊”处岩窟分布在河床南岸距河床约50米的悬崖上,东西向排列,共3个窟,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面,相互间距23-25米。
二、 岩窟介绍
丹斗岩窟壁画,深藏幽谷绝壁,除了龙王殿摩崖壁画在旦斗寺简介中有简单图片介绍外,其它岩窟壁画未曾有过相关报道。笔者暂时将这批岩窟壁画定名“旦斗岩窟壁画”,并编号如下:旦斗寺龙王殿岩窟为第1窟,“拉色囊”处三个窟自西向东分别为第2、3、4窟(图3)。调查中,由于第2、3窟离地面约50米,加之缺乏适当的攀登工具未能进入窟内做现场测绘和拍摄,只能从窟对面山坡和窟底河床用望远镜和400mm镜头对岩窟进行观察与拍摄。
第1窟:位于旦斗寺。
该窟被龙王殿建筑遮盖,现存壁画主要在殿西侧崖壁,崖壁顶部由进深两米的岩石构成檐,很好的保护了壁画免被雨水冲刷。以壁面涂泥层计算,壁面宽15.8米,高5.8米。壁画损毁严重,三分之二的涂泥层已脱落,尤其是下部更为严重。西半部壁面由于带一定的仰斜面,壁面表层雨淋浸蚀严重,画面漫漶不清。东部壁画保存相对较好,人物形象和佛名题记墨框清晰可辨(图4)。

壁画题材以千佛为主,残存千佛图像11排,共200身,排列有序,造型雷同,皆着红色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穿蓝色僧祗支,袈裟里面引出白色带在腹部作结搭在腿上。每尊小佛旁边有竖长方形墨书榜题,文字漫漶无法辨识。千佛右侧绘供养人一排七身,前面一身为比丘,应是接应僧,其后依次是一男性供养人和五位女性供养人。供养人头侧有供养人题名,字迹漫漶。供养人下有竖行墨书发愿文,除每行首字较清晰外其他字荡然无存,从右往左:“世……/皇……/安……/父……/下……/俱……”。供养人上部绘伎乐天一身,白肤色,黑色发髻,结褐色发带,袒露上身,颈饰连珠项圈,着蓝色天衣,下穿红裙,跣足,右腿抬起,右手置胸前捧红色莲花,左手上举执一红色花苞,双腕有镯,面相丰满,姿态娇媚,有舞蹈的美感(图5)。窟壁西半部残损严重,壁画大面积漫漶不清,从图像隐约可看出主要有8尊身高2.5米左右的立佛,居中的两尊佛像头顶部位写有藏文 “thub ba”、“byams ba”佛名题记,当是释迦、弥勒无疑。八佛左上角部位绘供养僧一排,其中三人形象较完整,着田格袈裟,双手胸前合掌作礼佛姿势,头顶有墨书藏文榜题名“nor byin vdzin\me vu vgal gyi bu\kun dgav bo翻译成汉文依次是罗睺罗、目犍连和阿难陀。显然此组人物应是释迦牟尼十弟子像。窟壁下部涂泥层脱落严重,除了大量藏文经咒外无造像。窟顶绘团花图案,造型和技法极其简单。
另外,在龙王殿后墙窟壁发现一些壁画残迹,其中一处供养人题记较为完整,可辨文字104字。题记依岩表涂泥层而写,因幅面形状不规则,故各行字数不等,加上泥层上下边缘脱落和部分字体漫漶原因,行间首末衔接较为困难。题记首行:□亨四年……;第二行:五月……□□……;第三行:前旅……郭□……;第四行:佛……;第五行:□微……;第六行:良□□□永……;第七行:□……;第八行:之苦□法门之□永□石……;第九行:停悲□驹之易□□是□;第十行:愿□起菩提之心□□□□;第十一行:超逾峭岭思欲□□生普……;第十二行:慧□遍明六□□□依……;第十三行:绝□□之俗是□□香顶礼□秋追;第十四行:献供施心愿□陁未□□□见存家卷;第十四行:□兜率之偕父母及身咸寿生天……;第十五行:果又愿□途解脱六趣回迷八界四□;第十六行:同等正觉;第十七行:佛弟子□行感供养。
题记处有一唐装供养人像,图像清晰。头戴黑幞头,身穿圆领袍服,足穿黑靴(图6)。虽然这部分壁画与龙王殿西侧摩崖壁画连成一个整体,但从零星壁画残部看,无论是造像内容还是风格与前者差别较大。
第2窟:位于“拉色囊”窟群最西侧。
岩窟距离地面约50米,窟口呈不规则长方形,宽约16米,高约5米,进深7-8米,是几个窟中壁画保存较为完好的一个窟,在图像学上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会对岩窟的断代起到关键作用(图7、图8)。

该窟壁画主要分布在窟顶,画面中心突出,层次分明,从完整的华盖图像看漫漶部分正是壁画的中心—说法图,其他图像都以此为中心逐次展开,说法图左右安排供养人,千佛绘满整个画面。由于壁画依岩体断面走势安排,千佛和供养人排列不像第1窟壁画那样规整有序。千佛造型与第1窟千佛迥异,外着褒衣博带双领下垂式袈裟,无榜题。供养人形象较大,位置醒目,服饰奇特。其中,说法图左侧供养人分上、中、下三排,其中上两排人物形象前后重叠,只现胸部以上部位,下排形象完整。供养人头戴束腰草叶冠,两鬓各垂下一条白色飘带。上身穿圆领束腰红色上衣,下襟齐臀,白色腰带在腰前打结垂下与下襟等齐。下身穿红色宽松长裤,两腿前面从上衣内垂下两条过膝白色饰带。颈部配环状项圈,项圈内镶嵌红、绿、蓝色饰片。关于这种服饰,笔者查阅了大量石窟供养人造像图列,都未找到近似案例,文献中也未找到这种服饰的相关信息。在没有题记的情况下,该服饰的辨识可能会决定壁画的断代(图9)。说法图右侧供养人形象较为漫漶,图像很难辨识,从 零星束腰草叶冠残迹分析造型应该与左侧一致。
另外,在本窟左侧有佛塔图像,塔刹顶部的桃形摩尼宝珠巨大,塔刹系S形白色飘带,塔刹造型与主窟塔刹雷同,该塔造型完整,弥补了3号窟佛塔图像残缺带来的辨识困难(图10)。

第3号窟:位于第2窟东侧约23米处。
该窟是窟群中形制最大的一个窟,宽约23米,高约10米,进深约6米,窟口呈不规则半圆形(图11)。壁画绘制在窟壁凹凸不平的岩块断面上,除了顶部壁画保存稍好以外,四分之三的壁画因岩块坍塌和泥层脱落残损严重。窟顶中心绘一硕大莲花,莲瓣三层重叠,外层和内层莲瓣为白色,中间莲瓣为红色,莲心为白色,向外有红、黄、白相间色环六匝,装饰味浓厚(图12)。莲花左面残存佛塔图像七个,造型简单,以几何图形处理塔刹。莲花右下侧绘两铺说法图,主佛着对领下垂式袈裟,胸前系带并打结垂下两条带。佛像左右绘供养人,服饰与第2窟供养人服饰迥异,着斜领束腰长袍,头戴三叶宝冠(图13)。通过跟2号窟华盖图像的对比,我们发现供养人的三叶宝冠竟然跟华盖上沿的装饰如出一辙。结合第2窟供养人头饰,我们分析这种三瓣装饰可能代表着供养人某种特殊身份,其身份地位显然比第2窟供养人要高。说法图周围绘千佛200余身,排列较随意,人物安排拥挤,造型与第2窟雷同,无榜题佛名。
第4窟:位于第3窟东侧约25米处。
虽然也是天然窟,但比起第2、3窟,窟形比较规整,宽5米,高2.7米,进深4米,有小径可以攀登至窟内(图14)。窟内壁画大部分被白涂料泼洒覆盖[3],图像辨识很困难。窟内建有一藏式泥塔,塔基四壁每面造有浮雕式小塔4座,地面角落堆积有大量“擦擦”,种类丰富,既有各式佛、菩萨形象,又有形制迥异的佛塔(图15)。在堆积层中还发现西夏文、藏文印经断片。
三、壁画风格及年代推断
旦斗岩窟属于天然岩窟,壁面是在岩体上经过大体的泥层处理后再涂以白色涂料打磨而成。跟传统洞窟相比,壁表显得凹凸不平极其不规整。可能是受壁面条件的限制,图像内容较为单一,主要以千佛为主,配以说法图和供养人。画面组织较为随意,技法略显粗糙。
第1窟的千佛造型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特别是腹部位置从袈裟里面引出白色饰带的特征跟炳灵寺第9窟(唐代)正壁小坐佛和敦煌323窟(初唐)北壁小坐佛造型相似[4](图16)。飞天造型除姿势外,红色裤裙,蓝色天衣,黑色发带,黄色珠式项圈和腕镯以及右手捧莲左手持花苞等特征跟莫高窟329窟(初唐)飞天样式较为一致[5],尤其是飞天形象身态丰满、娇媚,符合唐代飞天风格。
另外,位于龙王殿后墙与岩壁夹道中的供养人题记和落款处的一身唐装供养人像,也提供了断代的难得证据。题记首行的“□亨四年”,虽然第一个字荡然无存,但根据中国历代年号,我们可以作出以下推断:在历代年号中带“亨”字年号的曾出现过三个,先后是东晋安帝“大亨”年号、唐高宗“咸亨”年号、辽景宗“乾亨”年号。大亨年号只使用1年,在年数上与“□亨四年”不符。“乾亨”年号使用5年,虽然年数符合条件,但历史上辽的势力根本未到达青海河湟地区。因此,结合落款处的唐装供养人像,该处年号应是唐高宗咸亨四年,即公元673年。
壁画下部书写的大量藏文经咒和释迦、弥勒题名,应该晚于壁画,年代应该在10世纪以后。因为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虽然吐蕃在赤松德赞王时期(公元742-797年)曾一度控制河湟地区,但此时吐蕃僧伽群体才刚刚建起[6],其僧侣活动不可能很快到达远离吐蕃中心的青海河湟地区。
根据以上依据,我们初步推断,第1窟壁画的绘制年代应当在初唐,具体说不晚于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藏文经咒及佛名题记应在9世纪以后,不排除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贡巴饶赛在旦斗弘法时期书写的可能[7]
旦斗岩窟除第1窟龙王殿摩崖壁画外,第2、3、4号窟都没有任何可以判断岩窟壁画年代的文字资料,所以只能从壁画造型特点分析,并与其他石窟壁画作对比进行年代判断。
三个窟的壁画内容与风格较为一致,可以断定同一批所绘。壁画以千佛为主,千佛中间加以佛法图和供养人。其中,千佛外着对襟大氅式袈裟,内着僧祗支,跟麦积山203窟北魏壁画中的千佛着装形似[8](图17 )。说法图只绘主尊,无胁侍菩萨,佛尊头光和背光较为简单,以三层色环表示,这种背光最早可以在敦煌早期北魏壁画中找到案例[9]。主佛着褒衣博带对领下垂式袈裟,右襟甩搭在左臂,胸前系带并打结垂下两条带的特征与云冈石窟第6窟造像雷同[10],符合北魏太和以后褒衣博带式佛像装束的流行趋势。至于供养人服饰,在敦煌及其它石窟壁画中不见范例,也无法从其它历史资料中找到相关线索,我们推断可能与五胡民族服饰有关。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是在“五胡”为主的各民族相互混战,交替称雄的基础上实现,所谓的民族大融合只是相对而言,青海东部地处北魏与吐谷浑分疆而治的边缘地带,与中原地区相比,北魏一代青海河湟地区的民族习俗依然不同程度地保持着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传统。结合佛装样式,我们推断以上三窟壁画的年代应在北魏后期。
第4窟堆积层中发现的藏文印经残页版式与黑水城所出藏文印经极为相似,从字体来看,是12世纪藏文第三次厘定前的古藏文字体,“擦擦”形制及佛、菩萨造型跟宁夏拜寺沟方塔和西藏阿里托林寺出土的“擦擦”较为接近[11],结合堆积层中发现的西夏文经书断片,该窟出土遗物应该与藏文献和旦斗寺僧中流传的旦斗古寺[12]有密切关系,年代当在西夏中后期。(图18)
四、结语
旦斗岩窟所处的青海河湟地区,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域。这里西通西藏、新疆,东接甘肃,北连河西走廊,南临黄河。自古以来是“唐蕃古道”、“丝绸南路青海道”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这里先后被北凉、南凉、前秦、西秦、北魏、西魏、北周统治。此后由隋、唐经营,唐天宝14年(公元755年)吐蕃占据河湟地区。吐蕃和唐朝相继衰亡后,一百余年内这里处于“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的政治真空。公元1030年唃厮啰统一诸部落建政青唐城,期间北宋、西夏又不间断的相继交替控制。到1222年蒙古势力进入,结束了该地的政权频繁更替局面。
旦斗地方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应与河湟地区佛教发展轨迹相一致, 最早始于十六国时期,与五凉统治区佛教初兴有密切的渊源。《魏书·释老传》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奉佛教”,“村坞相属,多有塔寺”。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当时属凉州,“世奉佛教”的影响必然会波及到这里。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石窟艺术自然也在河湟地区兴起。北魏旅行家郦道元在他的著作《水经注》中写道:“湟水东流,经土楼南,上有土楼,北依山原。峰高三百余尺,有若削成。下有神祠,雕墙故壁存焉”。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亦云:“佛教盛行于鄯州(治今西宁),曾作佛龛于土楼山断崖之间,藻井绘画”。文中的土楼神祠即今西宁北禅寺。以上文献记载证明,十六国北朝时期佛教在青海河湟地区就已传播,北禅寺石窟应是当时青海河湟地区佛教石窟艺术的一个缩影[13]。根据唐武周时在河湟地区建有大云寺的文献记载看,吐蕃势力进入之前,出于教化民众,安定边陲的考虑,唐朝对这一地区的佛教事业也曾大加支持,即使是8世纪中后期吐蕃势力进入后,良好的汉传佛教基础使该地区佛教至少在10世纪前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吐蕃化倾向。
旦斗岩窟壁画对我们研究十六国北朝至唐代佛教在青海河湟地区的传播和历史演进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对研究青海东部政权更替和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学识所限,以上分析只是抛砖引玉,企盼更多的方家学者前来调查,做出权威论证。
(原文发表于《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2期,第24-30页。参与调查者:伯果、谢继胜、扎西尖措、东主;测绘:伯果、东主;摄影:伯果、东主)
作者简介:
伯果(1968- ),男,藏族,青海民族大学艺术系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访问学者,从事藏传佛教美术研究。
ft1.jpg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嘉兴彩韵墙绘 | 2019-6-20 11:28:0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顶起出售广告位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